战云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始末（60）援助苏联的莫斯科会议

　　两国领导人在听取曾赴莫斯科考察访问、并会见斯大林的哈里·霍普金斯汇报后，决定派使团前往莫斯科，把霍普金斯同斯大林进行的会谈继续下去。

　　霍普金斯曾担任美国商务部长，他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重要顾问之一，也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者之一。

　　作为罗斯福的的首席外交顾问，霍普金斯在之前《租借法案》的制订和实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41年8月15日，克里姆林宫收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名电报，其主要内容是：

　　在哈里·霍普金斯先生从莫斯科回来后，我们曾利用研究他的报告的机会，一起商量了我们两国如何能对贵国对纳粹进攻所进行的辉煌保卫战给予最大帮助的问题。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考虑一个较长期的政策，因为在能够取得完全胜利以前，还得经历一段漫长和艰难的路程，如果不取得完全的胜利，那么我们的努力和牺牲都将是白费的。

　　为了使我们大家能就我们的共同资源分配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我们建议，准备在莫斯科举行一次会议，我们将派遣一些可以直接和您讨论这些问题的高级代表出席。

　　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的英勇和坚决的抵抗对打败希特勒主义有着多么巨大的重要性，因此我们感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在制定将来分配我们共同资源的计划这件事情上迅速立即行动起来。

　　在莫斯科，斯大林接到电报后，欣然同意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建议，于是，苏、美、英三国开始积极准备有关事宜。

　　8月28日，丘吉尔内阁决定派出供应大臣乌克斯·比弗布鲁克男爵为莫斯科会议英国使团团长。

　　因为英国援苏物资很大一部分将要从美国援英物资中划拨，丘吉尔指令比弗布鲁克：

　　“我想请你偕同哈里曼先生前往莫斯科，以便安排对俄国军队的长期供应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俄国人以最大的援助，即使要我们自己作出重大的牺牲，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为了我们的利益的事……。你的任务不仅是协助制订援俄计划，而且要确保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致遭受过大的损耗。”

　　很显然，英国政府在援苏问题上，秉持3条原则：一是把美国援英的物资转给苏联；二是真诚合作，尽力而为；三是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

　　而美国方面开始想继续派出霍普金斯担任使团团长，后因健康方面的原因，改派艾夫里尔·哈里曼执行这一使命。

　　“我认为不仅在当前，而且在苏联继续对轴心国作有效斗争的全部时日里，为它提供一切合理的军火援助，对美国的安全和保障是极端重要的。我确信在拟议中的莫斯科会议上，……必须大量地全面地对苏联承担这种性质的义务”。

　　在这里，罗斯福阐明了苏联对德作战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由此出发，美国有义务援助苏联。

　　1941年9月15日，美国使团抵达伦敦，为协调双方的政策与目标，美英两国使团利用6天时间，“共同分析了可以提供给苏联的武器和原料的项目单，拟订了《胜利纲领》的生产指标(即制订一个在面临的长期战争中供应各条战线的固定的生产目标)”。

　　9月22日，美英使团乘坐英国皇家海军“伦敦”号巡洋舰由斯卡帕湾启程，经由北极圈内的北冰洋前往苏联的阿尔汉格尔斯克。

　　为保证安全，美英采取了许多欺骗措施：美军派出2架B—24型轰炸机，搭载使团的一般成员或随员直飞莫斯科，掩盖使团主要成员取道海上的真相；英军不派护卫舰护航，以减少德军飞机的注意等等。

　　这些措施收到了预期效果，9月23日，柏林电台就播发了美英两国使团已安全飞抵莫斯科的消息。

　　不过，9月27日下午，搭乘重量级人物，真正的美英使团“伦敦”号巡洋舰在白海的北德维纳河口抛锚，转乘1艘苏联驱逐舰逆水上溯32公里，到达苏联阿尔汉格尔斯克。

　　在这里，他们受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热烈欢迎，当晚的宴会上，三方共同举杯预祝盟国的团结和法西斯的垮台。

　　次日，美英两国代表团成员分乘4架DC—3型飞机，在苏联战斗机编队护航下，飞行5个小时，抵达莫斯科。

　　他们一下飞机，就立即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前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接见。

　　“德国优于我们的地方：在空军实力方面，为三与二之比，在坦克方面，为三或四与一之比；在师的数目方面，为320个对280个。”

　　他最后表示，苏军最迫切需要的是坦克，其次是反坦克炮、中型轰炸机、高射炮、钢板、战斗机和侦察机。

　　关于坦克的具体数量，斯大林透露：“他每月需要2500辆，在此数中，1400辆可以在苏联境内制造出来。但尽管他还需要1100辆坦克，他仍然只想每月从美国和英国取得500辆就满足了，免得被人指责‘胃口太大’。”

　　在第一次会见中，斯大林还同美英使团就苏英两军在乌克兰协同作战、美军使用西伯利亚机场运送援苏物资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哈里曼还试探性地让苏联官方保证，“苏联宪法第124条所说的保证全体公民享有信仰和礼拜自由的话是算数的”，暗示美国舆论对苏联人权状况不满而影响援苏。

　　9月29日上午，莫洛托夫、哈里曼、比弗布鲁克举行正式会谈，决定设立航空、陆军、海军、运输、原料和医药6个三方委员会，分别讨论相关的具体事宜。

　　当日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第二次会见美英使团团长，斯大林对美英提供的援苏物资数量表示不满，他问哈里曼：

　　“为什么像美国这样一个年产5000多万吨钢的国家，(每月)只能给我1000吨供坦克装甲用的钢板？”

　　斯大林甚至责备道：“你们的少得可怜的许诺清楚地表明是想看到苏联被德国打败！”

　　当美英要求苏联提出需要提供军用物资的正当理由或根据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苏联政府“是不会提供这方面的情报的”。

　　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因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不同，所产生的不信任与不理解，使会谈一度陷入僵局，然而，这个僵局又一次被美英苏的共同敌人德国打破了。

　　莫斯科会议已陷入僵局并发生争吵，英国人和美国人永远不可能同这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有共同的立场。

　　面对共同的敌人，美苏英三方回到了严峻的现实，逐渐建立起信任与理解，缩小它们之间的分歧。

　　当日晚，斯大林在第三次会见美英使团时，提到了德国播发的上述消息，指出，“要由他们3个人来证明戈培尔是个撒谎者”。

　　第三次会谈的气氛比第二次融洽许多，双方就苏联提出的援苏物资清单逐一讨论研究，斯大林在听完哈里曼关于美英两国准备提供的军用物资的介绍后，表示非常满意，没有提出异议。

　　会谈行将结束时，斯大林建议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写成书面协定，在美英使团离开前加以签署。

　　这一点却是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显得有些为难，因为他们未被本国政府授权签署任何东西。

　　根据美英政府的立场，现行的援苏协议完全是非正式的，他们并不想签一个什么协定，但斯大林坚持己见，美英使团团长只得同意，次日将与莫洛托夫一起处理这个问题。

　　哈尔曼说，“这次会见是以尽可能最友好的方式结束的。斯大林并未掩饰其热情。我的印象是，他对大不列颠和美国的认真态度完全满意。……我离开时感到他同我们一直是坦率的，倘若我们拿出我们所答应拿出的东西，倘若我们与斯大林的个人关系保持下去除湿干燥机，那么苏联政府和我们两国政府之间所存在的猜疑就可以完全消除。”

　　10月1日，哈里曼和比弗布鲁克与他们的使团成员会面，听取6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然后，他们又前去拜会莫洛托夫，了解苏联政府要他们签署的那个协定的内容。

　　最后，他们提出，美英两国可以向苏联提供其要求的武器和物资，但不能承担把这些武器和物资送交到苏联港口的义务，如果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物资清单应重新制定。

　　尔后，英美苏三国使团团长分别代表本国在《英国、美国、苏联三国代表会议议定书》上签字。

　　这份被西方盟国称之为“圣经”的文件，详细列举了美英援助苏联的70类物资，其中有：

　　飞机、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侦察车等武器装备；战地电话机、海底电缆等通信器材；铝、镍、铜等有色金属及其制品；坦克用装甲板等各种钢材；甲苯、乙烯醇等石化产品；机床、电炉等工业设备；橡胶、黄麻、皮革、羊毛、小麦等农畜产品。

　　第一个附件是，1941年10月~1942年6月苏联海军需要美英援助的装备与物资清单，其中包括：军舰、舰炮、船用柴油机和发动机和船用潜艇探索器；

　　第二个附件是，1941年10月~1942年6月苏联需要美英援助的医疗器械和药品清单，共83类；

　　第三个附件是，英国希望从苏联得到的供应品，其中包括：沥青、猪鬃、铬矿、中国密蜡、步枪及步、生丝或碎丝、木料和鲑鱼罐头等27类。

　　当晚，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与美英使团全体成员共同庆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10月3日，斯大林分别致函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比弗布鲁克和哈里曼的工作表示满意，感谢美英两国政府对苏联的援助，相信它们“将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来保证尽可能迅速和充分地实现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尽管苏方觉得这个议定书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协定规定的期限不长，这就使苏联统帅部难以拟定未来的作战计划。”但是仍然认为：“莫斯科会议对动员各同盟国的资源用以击溃侵略集团，有着巨大意义”。

　　莫斯科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的重要国际会议，苏美英三国代表为实现战胜法西斯的共同目标，首次进行会晤。

　　他们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捐弃前嫌，求同存异，最后达成协议，从而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奠定了基础。

　　根据三国签订的议定书，自1941年10月至1942年上半年，美英向苏联提供无息贷款，并输送包括4500辆坦克和3600架飞机在内的各类物资150万吨，总值约10亿美元。

　　这些援助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艰苦抗战，而苏联坚持对德作战和提供大量原料，也为美英争取时间加强战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引起美国朝野上下群情激愤，普遍要求政府集中力量打败日本。

　　面对变化了的战争格局，温斯顿·丘吉尔又喜又忧，喜的是美国终于参战了，忧的是他“觉察到有一种重大的危险，即美国可能在太平洋进行对日本的战争，而让我们在欧洲、非洲和中东对德国和意大利作战”。

　　“我们可能根据现实和新的事实去检查全部战争计划，以及生产与分配问题。我觉得这一切事项(其中有些正引起我的关注)在最高一级的行政阶层上能够得到最好的解决。再次同你会晤，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大的快乐，并且愈早愈好。”

　　次日，他又焦急地电告罗斯福：“我觉得面对着新的(特别是在太平洋中的)不利局势，如果再等待1个月才决定我们的共同行动，那会造成很大的损害。我曾希望于明天夜间启程，但将推迟航行，以待获知你所指定的会晤地点。我对于最后胜利，从来没有感到过有这么大的信心，然而只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达到胜利。”

　　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对艾夫里尔·哈里曼说：“这场战争是长是短都在美国掌握之中。如果你们以战斗机保卫太平洋地区的每一个城镇，那么这场战争就会长，要打5年。如果你们勇敢一点——让入侵者进来，这有啥关系？——那么这场战争就能在2年内结束。”

　　可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在大西洋会议上建立的同盟受到严峻挑战，是继续坚持1941年1～3月两国共同提出的“先欧后亚”、“欧洲第一”的战略方针，还是把战略重点转向太平洋，成为反法西斯同盟能否协调一致共同对敌的关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